曾国藩家训




曾国藩家训

曾国藩(1811·11·26-1872·3·12),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 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 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 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 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人物,也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褒之者对他称颂不已,将他与胡林翼并称曾、胡; 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事业传人,提起曾国藩,言必称“我老师”。 他评价其师说:“我老师文正,那真是大人先生。 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吴永《庚子西狞记》)。 中国洋务运动先驱、中国第一个留美博士、大清驻美公使容闳认为:“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点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 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 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西学东渐记》)近代史著名人物梁启超称赞曾达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这个古代圣贤的最高标准,“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并认为康有为的保皇党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反复学习《曾文正公集》:“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饮冰室文集·新民说》)中共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对曾国藩薰陶出来的湖南精神钦服之至,1920年他在《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氏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民国学者郭斌和教授在《曾文正与中国文化》中说:“曾文正,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的最良之果之一。 故能才德兼备,文武兼资。 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才之成就,可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数觏。”著名哲学家、一代宗师冯友兰认为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对国家是一大贡献:“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要搬到中国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 洪秀全如果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 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后退,他在这一方面抵抗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是他的一个大贡献。”(《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 更有趣的是,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国共两党的代表人物,互相谩骂和拼杀了一辈子,但对曾国藩,却皆是称赞不已:毛泽东家乡韶山与曾国藩的家乡湘乡仅一山之隔,他的母亲文七妹就是湘乡人,八岁之前毛泽东一直住在外婆家,十六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小读过半年书,并在这里通读了光绪年间出版的《曾文正公全集》。 他读过的《曾文正公全集》,至今还保留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每卷扉页上都写有毛泽东手书的“润之”(毛泽东号)珍藏字样。 1917年,毛泽东在通读《曾文正公全集》之后,发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感叹。 指出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而大多数士大夫沉湎于义理考据之时,曾国藩能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咸丰同年间,曾国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运南漕、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机器局、办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动中的表现,皆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 毛泽东的许多思想、学识甚至于方式、方法都深深地烙下了曾文正的思想烙: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源于曾国藩的“笃实”和自我反省等语录; 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内容到语言风格皆与曾国藩的《爱国歌》相近。 蒋介石一生更是推崇、学习、效法曾国藩,认为曾国藩的著作是“任何政治家所必读的”。 早在任黄埔军校校长时,蒋介石就亲自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发给学员“人手一册”,作为治军治国之蓝本。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等地举办“中央军官教导团”,亲自从《曾文正公全集》中辑录出《曾国藩剿捻实录》,分发受训将校,尤其要求高级将领“格外用心研”。 蒋介石带兵最大的法宝就是给将士以“重赏”和“重赐”,这完全师法于曾国藩“精神+银子”的练兵用兵手段。 国共两党领袖如此,两党的代表人物也是如此:陈毅元帅曾认真研究过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并指出:“曾国藩用兵很有一套,在军事上很值得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 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著名学者蒋迁黻在其《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在维持满清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下,一方面他要革新,即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他要守旧,既要恢复我们民族的固有美德。 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伟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 但是对曾国藩的评价,近百年来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 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 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内咎神明,外咎清议”,有四面楚歌之虑。 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主张学习西方,支持洋务运动等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 但即使在曾国藩的政治态度、思想主张遭到全面否定之时,他对诸弟、子侄的训诫,他的修身、治家、为官、交友等方面的格言仍被多人器重,即使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机械唯物论盛行时也很少被批判,至多是回避不提及而已。 如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中就认为曾国藩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并非他是什么“超群绝伦之天才”只是他勤于修身、严于律己而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 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蒋介石也最看中曾国藩的家庭教育上,他的做法同曾国藩如出一辙,给蒋经国、蒋纬国兄弟的信中,从衣食住行,作文写字,到阅读功课,均有详细严格的要求。 蒋经国在《我所受的庭训》一文中说:“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 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过去无论是官家富户,还是平民百姓,几乎都把他奉为治家的典范。 一部《曾文正公家书》,与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一样,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家教经典。 据说蒋介石的案头,有两样东西是少不了的:一部是《圣经》,一部就是《曾文正公家书》。 从曾国藩后人的成就与表现来看,曾国藩的家庭教育,的确是相当成功的: 曾国藩夫妇一共生了3个儿子,长子纪弟,两岁就夭折了,以后生的纪泽、纪鸿,均长大成人。 长子曾纪泽,中国清代著名外交家,亦是中兴名臣。 自幼受严格教育,正是在父亲的引导下,不但中国的诗文书画均有造诣,对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及语言文学,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曾写过《几何原本序》、《文法举稿序》、《西学述略序》等文章,对当时传播西方科学起过一定的作用。 他还自学多国文字,通晓英文,后来成为清朝著名的外交家,做过出使英、法、德、俄4国的钦差大臣。 后任驻俄公使,与俄国人力争,终于废弃了清朝政府吏部左侍郎崇厚与俄国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于1881年2月24日,重新与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在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除收复了伊犁九城长600里,宽200里的土地外,还夺回了崇厚条约中被割去的伊犁南部长400里,宽200余里的特克斯河口南的广大地区,废除了沙俄在新疆一带的许多特权,挽回了部分领土主权。 这在日益腐败的清王朝里,是惟一的一次外交胜利。 曾纪鸿比曾纪泽小9岁,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他父亲刚刚受封侯爵,16岁的他正好去长沙参加乡试。 当时,政治腐败,科举考试盛行递条子,开后门。 曾国藩怕儿子误入歧途,在开考前的七月初七日写信给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考完发榜之前,曾国藩又怕儿子去活动,又于七月二十四日去信告诫儿子:“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这次乡试,纪鸿榜上无名,以后多次应试,仅得一个“胜录附贡生”。 难得的是,纪鸿始终未送过条子,曾国藩也没给主考官打过任何招呼。 在特权盛行的封建官场,实在难能可贵。 曾纪鸿后来自学成才,著有《对数评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数学专著传世。 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 可惜英年早逝,仅33岁。 曾国藩直系第四代孙共15人。 依照惯例,族谱不上女孩子名字,但在曾氏族谱上,却有曾国藩两位四代曾孙女——宝荪、宝菡。 这15人中,除昭润、昭揆20岁早逝、昭榕于24岁早逝外,其余12人均取得了高等学校的学历,各有专长。 宝荪、昭檆(曾约农)还留学英国,昭权、昭桓还留学美国。 曾宝荪、曾约农是同辈中年纪最大的,同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英国留学后,姐弟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 1946年春,湖南克强学院建成,曾约农受命为院长,曾宝荪则重建“艺芳”女校。 解放前夕,两人经香港去了台湾,曾宝荪继续任“国大代表”,1978年7月病故,时年86岁; 曾约农任台湾大学教授,东海大学第一任校长,1987年12月病故,时年95岁。 其他兄弟姊妹,昭桦于1949年在香港乘飞机撞山身亡,年仅43岁; 昭柯去了美国,1992年病故,终年74岁,昭权、昭棉、昭谏与宝菡都留在大陆,除宝菡行医,其他都在文化教育界。 曾昭权曾任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昭棉在湖南广播电视厅任职,已退休; 昭谏也已退休,现住在北京。 曾国藩一共有4个弟弟:老二曾国潢,老三曾国华(过继给他叔父曾高轩为子),老四曾国荃,老五曾国葆。 这4兄弟共有6个儿子,14个孙子,41个曾孙,第五、六代遍布海内外,就无法统计了。 这四房的后代中,也出了不少才华卓著颇有影响的人物,这里仅介绍其中的4位: 曾国华的孙子曾广植,1948年赴美留学深造,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帕都大学攻研有机化学。 1956年,他响应祖国号召欲回祖国服务,被美国移民局非法关进精神病院,折磨迫害达14个月之久,但他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毫不动摇,美国移民局只得宣布将他“驱逐出境”,终于在1957年7月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祖国。 回国后,他担任中科院上海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他领导的科研小组发明的甜味剂(无毒糖精)引起了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此项成果已在美国应用,并获得专利权。 曾国潢的曾孙曾昭抡,1920年公费赴美留学,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工专业,1926年毕业,获化工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他不顾学校挽留,毅然回国服务,致力化工科研,先后在中大、北大任化学教授,并任化工系、化学系主任。 创办《中国化学会会志》,任总编辑达20年之久。 还担任《科学》、《化学》、《化学工程》等杂志编委,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论文,引起了科学界的瞩目。 1946年再渡重洋,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47年赴欧洲讲学,1948年在香港报界工作。 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总理电邀他回国参加政协会议,他欣然赴会,并在新中国先后任北大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高教部副部长兼全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长、全国高分子委员会主任等职,成绩卓著,著述甚丰。 不幸于1957年错划为“右派”,文革中于1967年12月武汉大学含冤去世。 直到1981年才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曾国荃的玄孙女曾宪植是,很早投身革命,解放后长期在全国妇联工作,担任过全国妇联的副主任等职。 她曾是叶剑英元帅的夫人,与叶帅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叶新平。 那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因两人工作都很忙,儿子便交给了住在湖南老家的曾宪植的父亲曾镇渭代为抚养,同来的还有叶帅与前妻的儿子叶选平。 两兄弟都在曾家长大,上学,叶帅也曾多次来过曾家看望儿子。 叶选平离开曾家较早,叶新平直到解放初,叶帅在广州工作,曾镇渭电告叶帅,才由叶帅接去。 叶新平后来在国防部工作,“文革”时备受迫害,右手被打断,现在左手写字,书法亦精。 曾国荃还有一位玄孙叫曾厚熙,自幼喜爱绘画,其父曾昭平曾让他师从一位姓彭的国画家,得益良多。 1948年8月,他从长沙去九龙,最后定居香港。 1950年,他先后在香港、澳门、新加坡、印尼等地举办画展,得到港澳同胞与海外侨胞的好评。 不久,他荣任华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后来,他与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去巴西、法国举办画展,足迹涉及欧、美、亚、非、大洋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伊朗、约旦、法国曾书赠了荣誉状,并被联合国聘为文教委员。 曾家数代无一废人,未出一个纨绔子弟,这与曾国藩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下面的曾国藩家训选自《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心述手记》、《曾国藩日记》、《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以及《曾文正公全集》。 分为“读书”、“修身”、“治家”、“从政”、“交友”、“戒傲、戒惰”、“自强自立”七个部分,摘编如下,并分别加以注释和简评:

一、读书

【原文】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能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 此三者缺一不可 诸弟在家读书,不审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 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洎[1]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 予自立课程甚多,惟记茶余偶谈、读史十面、写日记楷本,此三事者誓终身不间断也。 诸弟每人自立课程,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俱须带在身边,除此三事外,他课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 将终身以之。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2]为主。 若事事勤思善问,何患不一日千里?用功不求太猛,但求有恒。 为师当严而有恒。 吾近写手卷一大卷。 首篆字五个,次大楷四十八个,后小行书二千余,中间空一节,命纪泽觅此三十二人之遗像绘之于篆字之后,大楷之前。 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绪[3]。 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 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于家塾。 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 三十二人依次为: 文周孔孟: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 班马左庄: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 葛陆范马:诸葛亮、陆贽[4]、范仲淹、司马光。 周程朱张: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5] 韩柳欧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 李杜苏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 许郑杜马:许慎[6]、郑玄[7]、杜佑[8]、马端临[9] 顾秦姚王:顾炎武、秦蕙田[10]、姚鼐、王念孙[11] 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 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然此亦仅为有大志者言之。 每日习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 读背诵之书不必多,十页可耳。 看涉猎之书不必多,亦十页可耳。 但一部未完,不可换他部,此万万不易之道。 阿兄数千里外教尔,仅此一语耳。 习字临《千字文》[12]亦可,但须有恒。 每日临帖一百字,万万无间断,则数年必成书家矣。 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 每看一处,如我便一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 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 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 经以穷理,史以考事。 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凡事皆贵专。 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 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 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 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13],则大不可。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 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 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已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要之事明矣。 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 诚意,力行之事也。 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 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 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 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 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 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 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 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 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 此致知之事也。 所谓诚意,。 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 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 此二者并进,下达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辈读书。 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 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卫身莫大于谋食。 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 今日进一德,使算积了一升谷; 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诸弟读书不可不多。 用功不可不勤,故不可时时为科弟仕宦起见。 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 天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 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 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 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 礼义之旗帜也。 纪泽所呈寿叙及诗亦尚稳适,惟藻采[14]太少,又欠风韵。 试取庾子山《哀江南赋》[15]熟读百遍,当引出情韵,有情则文自生矣。 读书之道一要定课程:每日课程:读熟读书十页。 看应看书十页。 习字一百,数息百八。 记过隙影(日记)。 记茶余偶谈一则。 每月课程:逢三日写回信。 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 (熟读书是: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 二要手到口到:每日所看之书,皆过笔圈点; 读文以声调为本,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三要做到“三有”、“三法”:“三有”即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三法”即是约、专、耐。“约”,读书如同万壑争流,必有主脉,能把握神理所在,其他次要问题均能附会旁通; “专”,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 凡人为一事。 以专为精,以纷而散。 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纷。 乃凝于神,皆至言也。 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 读书如譬若掘井,掘数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见泉。 读书总以背熟经书,常讲史鉴为要,每日有常,自有进境,万不可厌常喜新,此书末完,勿换彼书耳; “耐”,读经有一耐字诀。 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 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 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 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 不特写字,凡事都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四要做到“看、温、习、思”:读书时应看、温、习、思四事并行。 看生书应该求快,不多读就显得孤陋寡闻; 温习旧书应该精熟,不背诵则容易忘记。 思考要经常,不这样就好比人哑不能说话,马跛不能飞弛。 这四点缺一不可。 要做到看、读、写、作并举。“看”多用“猛火煮”; “读”则如“鸡伏卵”。“写”指练字书法,“作”指作文吟诗。 (摘自《曾国藩心述手记》《曾国藩家书》) 【注释】 [1]洎(jì):到,及。 [2]有恒:坚持不懈。 恒,长久。 [3]端绪:头绪; 端倪; 些微的认识或模糊的想法。 [4]陆贽(754~805),唐代政治家,文学家。 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字敬舆。 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出任宰相,但两年后即因与裴延龄有矛盾,被贬充忠州别驾,卒于任所,谥号宣。 陆贽为文章大家,他的奏议“皆治道之急务”,“无片言不合于理,靡一事或失于机。 策之熟,见之明,若烛照”。 直到明清对陆贽仍然颂声不绝。 文体以骈文擅名。 他的骈文,对偶齐整,音韵协调,语言流畅,气势极盛。 所写诏书﹑奏议等,善于将诚挚的感情同精当的议论融合在一起,因而具有感人的力量。 有《陆宣公翰苑集》24卷行世。 [5]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 皆为宋代著名理学家。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北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 程颢和程颐兄弟的老师他的重要著作《太极图·易说》,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论的哲学体系。 由于他在宋明理学中的开创性地位,人们甚至把他推崇到与孔孟相当的地位,“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 南宋时许多地方开始建立周敦颐的祠堂,明万历年间,周敦颐与李宽、韩愈、李士真、朱熹、张栻、黄干同被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南宋以后帝们也因而将他尊为人伦师表。 其代表作有《周元公集》《太极图说》《通书》. 程颢、程颐:兄弟俩皆为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的弟子,世称“二程”程颢(1032&1085),字伯淳,又称明道先。 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 河南洛阳人,因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 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 就天道的内容来说,程颢形容它是“生”,谓世界生生不已,充满生意,提出“天只是以生为道”,故“天地之大德曰生”。 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发轫者。 他的“识仁”、“定性”,对后来的理学,尤其对陆王心学,影响很大。 程颐认为天地间只有一个理,这理是永恒长存的。 还提出物皆有对的思想:“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明末徐必达将程颢与程颐的著作汇编为《二程全书》。 今中华书局编为《二程集》出版。 朱熹(1130年10月22日—1200年4月23日),南宋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谥文,世称朱文公。 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被后人尊称朱子。 哲学之外,他的贡献甚多:文学上是哲理诗的代表作家,他的《朱子家训》是历代家庭教育最佳课本之一。 他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明清科举考试的定本。 张载(1020-1077),北宋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字子厚,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徙家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学者称横渠先生。 神宗熙宁年间为崇文院校书、同知太常礼院等职。 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明公。 张载提出“大虚即气”学说,肯定“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由于“气”的聚散变化,形成各种事物现象。 著作有《正蒙》、《经学理窟》、《易说》等,后被编入《张子全书》中. [6]许慎(约58年-约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现河南漯河市召陵区)人,汉代有名的经学家,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赞赏。 也著名的语言学家,是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 他于公元100年(东汉和帝永元十一年)著《说文解字》,是中国首部字典. [7]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家贫好学,终为大儒。 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 曾聚徒授课,弟子达数千人,党锢之祸起,遭禁锢,杜门注疏,潜心著述。 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著有《天文七政论》、《中侯》等书,共百万余言,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的流传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后人建有“郑公祠”以志纪念。 [8]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附近)人。 唐中叶宰相,史学家。 最大贡献为编修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通典》。 《通典》是记述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共二百卷。 [9]马端临(1254—1323),字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 宋元之际著名史学家,他的最大贡献是以杜佑《通典》为蓝本,编撰《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体例别致,史料丰富,内容充实,评论精辟。 [10]秦蕙田(1702—1764),字树峰,号味经,江苏金匮人。 乾隆元年,进士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南书房,后调刑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谥文恭。 最大学术贡献是撰《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 [11]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 江苏高邮人。 著名文字学家王引之之父,时称“高邮二王”。 平生笃守经训,个性正直,好古精审,剖析入微,时与钱大昕、卢文弨、邵晋涵、刘台拱有“五君子”之称誉。 主要学术著作有《读书杂志》、《广雅疏证》. [12]《千字文》:原名为《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南朝梁周兴嗣所作的一首长韵文。 它是一篇由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组成的文章。 据说是梁武帝取了王羲之写的一千个字体,令其亲人练习书法,而后觉得杂乱无章,于是又命周兴嗣(470—521)编为一篇文章。 千字文是用来教授儿童基本汉字之重要啓蒙读物,和《三字经》、《百家姓》合称“三百千”。 同时在汉字文化圈各国也受到重视。 [13]此眩彼夺:指选择要慎重,一旦选定则不可随意更改。 [14]藻采:文章的辞藻文采. [15]庾子山《哀江南赋》:庾信(513-581)字子山,祖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南北朝时期大文学家,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 梁元帝时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庾信只好羁留西魏。 北朝君臣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久负盛名,因而很受器重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北周代魏后,更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故人称“庾开府”。 南朝陈朝时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并许归还故国,唯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 所以,庾信一方面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 《哀江南赋》是其代表作。 赋中记叙了梁朝由腐败、内乱到招致外敌入侵、最终灭亡的经过,对故国的覆灭表示哀悼,同时也对自己被迫留仕北朝的境遇发出感叹。 全篇结构宏大,文字华丽,且大量运用典故。 【简评】 在以上家训中,曾国藩主要谈读书的目的、读书的态度,读书的方法以及如何才能获得收效。 关于读书的目的,曾国藩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 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 他所向往的不是读书做官:“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 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 礼义之旗帜也”。 读书如何才能获得收效,他认为要做到四要:一要定课程,二要手到口到三要做到“三有”、“三法”,四要做到“看、温、习、思”这是作为一位大学问家,这是他读书的宝贵经验总结,给后人也指出一条如何读书、读好书的捷径。 特别是其中的“三有”和“三法”:(“三有”即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三法”即是约、专、耐)是任何读书人都必须记取的。 他说的“不特写字,凡事都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更是一条宝贵的人生经验总结。

二、修身

【原文】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1]两事靠得住。 进德,则孝悌仁义[2]是也; 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 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 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一升谷; 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 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 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闻临睡愈快活。 若存一爱惜精神之意,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 凡此皆因弟兴会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 修身十二款: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慎。 无事时心在腔子里; 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3]。 3、早起:黎时即起,醒后不沾恋。 4、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循外为人,每日以十叶[4]为率。 5、读史:丙申购二十三史,每日读十叶,虽有事不间断。 6、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 7、养气:气藏丹田[5],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日知其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 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眈着,最容易溺心丧志。 11、作字:早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 大地数万里无有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 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 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委其难之!因作“五箴”以自创云: 1、立志箴。 煌煌行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 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 积悔累千,其终也已; 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与之以言; 一尚息活,永矣弗谖。 2、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 鼎焉作配,实曰三才。 严恪斋明,以凝汝命; 女之不庄,伐生戕性。 谁人可慢?何事可驰?驰事者无成,忧人者反尔。 纵彼不反,亦长吾骄; 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3、主静箴。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 后有毒蛇,前有猛虎。 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 我虑则一,彼纷不纷。 驰鹜半生,曾不自主; 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4、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 闲言送日,迹搅女神。 解人不夸,夸者不解; 道听途说,智笑愚骇。 骇者终明,谓女实欺。 笑者鄙女,虽矢犹疑。 尤悔既丛,铭以自攻; 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5、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洎兹; 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 曩者所忻,阅时而鄙; 故者既抛,新者旋徙。 德业之不常,曰为物牵。 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 黍黍之增,久乃盈斗; 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注释】 [1]进德、修业:提高道德修养,扩大功业建树。 语出《周易》乾卦 [2]孝悌仁义:孝,对父母孝顺; 悌,指兄弟姊妹的友爱。 这是孔子“仁”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 仁义是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仁”是爱人,“义”是正义。 [3]正位凝命,如鼎之镇:指端正身姿,集中精神,向鼎那样不偏不倚、厚重端正。 语出《易经》“鼎卦” [4]十叶:即十页,“叶”通“叶”(下同) [5]气藏丹田:将气收藏在小腹之中。 丹田,小腹部。 [6]“继是以往”句:意思是预测今后的趋势,是世事日益繁杂,而精神日益不济又如江河日下。 但艰难困苦有益于智慧,安乐平顺不利于自身。 【翻译】从“少不自立”至“敢告马走”(关于“五箴”的一段文言文) 少年不自立,岁月匆匆以至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按古人所说的应已是学有所成的年纪了,而我仍忙忙碌碌一无所成,这不也叫人忧伤吗?从今而后,世事日益繁杂,精神日益不济,江河日下的趋势,又是可以预知的。 而艰难困苦有益于智慧,安乐平顺不利于自身,我以中等资材而过着安顺的生活,将欲刻苦向上,自强不息,请体谅这是多么的困难!故而写下《五条劝诫》以自勉: 立志箴:伟人先贤,也一样是人。 俗夫凡子,亦同为父母所生。 才智福分官禄,我得到的已经够多了!抛弃上天的给予而安逸享乐,那么凶灾就即将来临。 心中悔恨万千,过去的已经过去。 往者不可追,请从新开始。 心中想着“道”而去身体力行。 始终记住自己的誓言,一息尚存,永不食言。 居敬箴:天与地各在其位,阴阳五行孕育生命,国家礼仪祭祀仪式,实则天、地、人的道理是相通的,严谨恪守整洁身心,才是真正珍惜自身。 你如不庄重,夸耀自己却残害了性情。 哪个人可以怠慢?什么事可以松驰?漫不经心的人一定一事无成,高傲自大的人一定自做自受。 就算别人没有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亦必然助长人的骄气,别人则会瞧不起你,上天自会罚处你。 主静箴:安睡在书房清晨观看朝阳,天将破晓雄鸡一声高唱。 万物都无声无息,只听见远处的钟声。 后面有毒蛇,前面有猛兽,定下神安下心,谁又敢欺侮我?岂能逃避出世,勇敢地面对现实。 只要我专心致志,不管它杂乱纷纷。 忙碌半生,不能自主。 如今我年龄已不小了,难道要心烦意乱以终此生? 谨言箴:花言巧语取悦人,只是扰乱了自己的心身。 闲言碎语度终日,亦一定会搅乱你的精神。 真正的高人从不自夸,夸夸其谈的一定不是高人。 道听途说拾人牙慧,聪明人暗笑而没知识的人惊骇。 等到惊讶的人终于明白,会说你实质上是欺骗,暗中讥笑你的人则更是看不起你。 你指天发誓而别人仍有疑心。 心中的懊悔已经很多,写下这谨言箴以改正自己的缺点。 写下箴言而又重复错误,那只能感叹你是老糊涂了 有恒箴:自从识字,经历很多事到了现在。 二十八年,竟无一点知识。 过去所高兴的,经过一段时间就轻视了。 旧的扔掉了,新的又很快改变了。 道德、学业不能持久,每天都为外物所改变。 你吃了一顿饭又吃一顿饭,竟没有感到有一点多余。 一粒粮食一粒粮食不断增加,时间久了,就会满一斗。 苍天掌握你的命运,岂敢抱怨自己阵日像牛马一样奔走。 【简评】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中认为曾国藩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并非他是什么“超群绝伦之天才”只是他勤于修身、严于律己而已。 曾国藩自己也认为“仆以中材而履安顺”主要是由于时刻以《五箴》告诫勉励自己,这“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箴却是人生成就道德、学业、居安、履顺的金玉良言。 至于“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 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闻临睡愈快活”则是每一位勤奋付出者皆有得到体会,可谓游手好闲、尸位素餐者戒。 曾国藩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居如此高位者能说出此言,更为难能可贵!

三、治家

【原文】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 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 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 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细究其理,乃骄勤之道也。 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 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无种[1],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谕纪瑞》) 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2],古今之所同也。 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 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3],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 《无逸》[4]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 为一身之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 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 大禹之舟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5],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 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 军兴以来[6],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 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 皆见弃于时,饥冻就毙。 故勤则寿,逸则夭; 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 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7]。 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三日)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 此君子也。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 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 (1856年9月19日第一封教子书) 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 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 和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 不和未有不败者。 诸弟试在乡间将此三字于族戚人家历历验之,必以吾言为不谬也。 三乐:勤劳而且憩息,一乐也; 至淡以消嫉妒之心,二乐也; 读书声出金石,三乐也。 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 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 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 (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记》) 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 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收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 一代疏懒,二代淫佚,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 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家中养鱼、养狗、种竹、种蔬四事。 皆不可忽。 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 登其庭有一种旺气。 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 诸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一步。 以后务须隐遁,无论外间何事,概不可与闻,即家中偶遇横逆之事[8],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 吾家后辈子女,皆趋于逸欲奢华,享福太早,将来恐难到老。 嗣后诸男在家勤洒扫,出门莫坐轿; 诸女学洗衣,学煮菜烧茶。 少劳而老逸犹可,少甘而老苦则难矣。 余治家之道,一切以祖父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书、蔬、鱼、猪”也; 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 早者,起早也; 扫者,扫屋也; 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 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 余家后辈子弟,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于膏肓而不觉,吾深以为虑。 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9]余谓天之概无形,乃假手于人以概之。 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 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 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 吾近将清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 谦之存储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 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 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家门太盛,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人人须记此二语也。 余尝细观祖父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 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 无论行坐,均须重厚。 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最要之物。 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 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也忧以奢侈为要义。 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 竟希公、星冈公[10]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 章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日上学。 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去二文,尚余九十八文还其父,其俭如此。 星冈公当孙人翰林之后,犹亲自种菜收粪。 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 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 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 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 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 【注释】 [1]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无种:意谓王侯将相、圣贤豪杰皆不是天生的,都是靠本人后天努力的结果。 [2]贪于逸而惮于劳:贪图安逸害怕劳苦。 惮(dàn),害怕、畏惧。 [3]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商汤天未亮时就起床,思考怎样才能使德业发扬光大; 周文王处理政务到太阳偏西,仍没有时间休息; 周公更是晚上接着白天干夜,坐在那里等着天亮上。 商汤,商代开国君主; 周文王,周朝开国君主,皆是一代贤君; 周公,名旦,成王的叔父,辅助成王鞠躬尽瘁,为后人心中的圣贤; 昧旦,天色尚未明的时候; 丕,大; 显,显扬; 日昃,太阳偏西; 遑:闲暇。 [4]《无逸》:不要贪图安逸,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尚书》中的一篇,据说是周公为教导成王所作。 [5]大禹之舟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大禹治水,四年之中路过家门,皆公而忘私,没有回家去看看; 墨子为了天下人到处奔走不辞劳苦,从头顶到脚跟都磨伤。 两个典故皆出自《孟子》。 墨子,春秋末战国初期鲁国人,创立墨家学说,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等政治主张,有《墨子》一书传世。 顶,头顶; 踵,脚后跟。 [6]军兴以来:指咸丰年间,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战争。 [7]神鬼不歆:神鬼都不喜欢。 歆(xīn),喜爱、羡慕。 [8]横逆之事:突破常规的非常情况。 [9]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斗斛满了,人去括平; 人自满了,天就去括平。 斗斛:斗和斛,古量器名,也是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斛。 概:量米粟时刮平斗斛用的木板。 量米粟时,放在斗斛上刮平,不使过满。 语出《管子》。 管子(前725-645年),名夷吾,字仲,春秋初期颖上(今属安徽),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 [10]竟希公、星冈公:指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竟希和祖父曾星冈。 两人皆务农,能勤俭持家。 【简评】 如前所述曾国藩直系后代至今有20多人,他的4个弟弟共有6个儿子,14个孙子,41个曾孙,第五、六代遍布海内外。 曾家数代无一废人,未出一个纨绔子弟,这与曾国藩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这段就是他治家的格言。 曾国藩非常尊敬他的祖父曾星冈。 他虽是个农民,但勤俭持家,不慕名利,不图富贵。 在孙子曾国藩中翰林后,“犹亲自种菜收粪”。 所以在家训中,他一再告诫子孙要“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做到“勤俭持家”:“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 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 严厉批评“余家后辈子弟,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于膏肓而不觉”,声称这是他最最担心的:“吾深以为虑”。 但曾国藩治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更在于适应时代变化,勇于创新:“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 登其庭有一种旺气”他将其家风“清、慎、勤”三字中的“清”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并将“谦”字定为四个方面:“曰面色; 曰言语; 曰书函; 曰仆从属员”。 这样“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 另外,他又提出治家的三字:“勤、敬、和”三字:“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 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 和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 不和未有不败者”。

四、从政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 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余不食言。 此时事奉高堂[1],每年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 族戚中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 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 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 将来若外作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 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 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 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 故立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 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2]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 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 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 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余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 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 我所办之书籍,则存储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 除此二者,余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 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待兄弟之素志也。 恐诸弟不能深谅我之心,故将终身大规模告与诸弟,惟诸弟体察而深思焉。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诸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 如此以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3],何尝不位及人臣,泄弈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余自问学浅识薄,谬膺[4]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 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 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 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 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 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⑸矣。 (同治元年四月《日记》) 一曰慎独[6]则心安; 二曰主敬则身强; 三曰求仁则人悦; 四曰习劳则神钦。 (引自《曾国藩家书》) 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 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 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功夫,随在皆设身处地。 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 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 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 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 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7]而后不忝于[8]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 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此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 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 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与诸弟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注释】 [1]高堂:指父母。 [2]甘旨:美味的食品; [3]李林甫、卢怀慎辈:李林甫(683-753),号月堂,陕西人,为唐玄宗李隆基朝代的著名奸相。 为人善音律,无才学,会机变,善钻营,被人称为“口蜜腹剑”的阴险之人。 李林甫专权十九年,蔽塞言路,排斥贤才,导致纲纪紊乱,助成安史之乱。 李林甫死后遭杨国忠告发,尚未下葬,即被削去官爵,子孙流岭南,家产没官,改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 卢怀慎(?—716),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武则天时任监察御史,后历任侍御史、御史大夫,玄宗开元元年(713)为宰相。 卢怀慎自知才能不如另一宰相姚崇,因此凡事避让,在任期间的政绩只在于荐贤举能,任宰相三年后病故。 卢怀慎为官廉洁,家无储蓄,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生活得很贫穷。 他是唐代比较清廉的一位宰相。 不知曾国藩为何将其与李林甫同列。 [4]谬膺高位:荒谬地担任高官。 [5]蠲(juān)除:免除、废除。 [6]慎独:儒家修身之道,见《礼记·大学》和《礼记·中庸》。 指在独处之中亦自我约束,谨慎不苟。 [7]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襟怀,有辅助君主成为一代圣主的抱负。 民胞物与:以万民为同胞,万物为同类,一切为上天所赐,泛指爱人和一切物类。 语出处宋代理学家张载《西铭》。 内圣外王,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 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 [8]忝(tiǎn):勉强,有愧于,是谦虚的说法。 【简评】 这几段家训,取自曾国藩的《日记》和《与诸弟书》,其中有自己从政原因和目的的表白,也有对弟弟们在家乡如何为人处世的告诫。 可以看做是对自己政治志向的表白,与诸弟在政治操守上的互相勉励。 其中诸言,如“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余不食言”; “余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 “将来若外作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 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 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 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⑺而后不忝于⑻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 “诸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 如此以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⑶,何尝不位及人臣,泄弈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余自问学浅识薄,谬膺⑷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 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这些皆可作为官箴,也完全可以作为今日高级干部的道德典范。 曾国藩能成为“中兴名臣”主要原因也即在此。

五、交友

【原文】 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 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 以德薰[1]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 君相之道,莫大乎此; 师儒之道[2],亦莫大乎此。 仲尼之无常师[3],即取人为善也; 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 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 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日记》) 【注释】 [1]薰:感染、感化。 [2]君相之道、师儒之道:作为辅佐君王的臣子和拜儒者为师。“君相”即“相君”,“师儒”即以儒为师。 [3]仲尼:孔子没有固定的老师,(他向所有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学习。 仲尼,孔子的字。 【简评】 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他恪守不树朋党,闭心自慎的为官原则和处事之道。 不广交友,因此交友方面言论不多。 但从他告诫诸弟“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可见他对交友非常慎重,而且要经过认真选择。 他交友坚持两条:一是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一是与人为善:“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 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 曾国藩交友的谨慎和洁身自好与当时吏治的腐败、贿赂的公行也有极大关系。 正如他在“治家”篇中所告诫诸弟的:“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 诸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一步。 以后务须隐遁,无论外间何事,概不可与闻”。 也正因为当时吏治腐败,科举考试盛行递条子、开后门。 曾国藩怕儿子误入歧途,在开考前的七月初七日写信给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考完发榜之前,曾国藩又怕儿子去活动,又于七月二十四日去信告诫儿子:“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这次乡试,纪鸿榜上无名,以后多次应试,仅得一个“胜录附贡生”。 难得的是,纪鸿始终未送过条子,曾国藩也没给主考官打过任何招呼。 近日党中央批评今日的官场,盛行搞圈子,拜把子,同乡会,称什么“黄埔一期、二期”,也不妨以曾国藩的交友作为历史借鉴!

六、戒傲、戒惰

【原文】 少劳则而老逸犹可,少甘而老苦则难矣。 盖艰苦则筋骨渐强,娇养则精力愈弱也。 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 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 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车马,长其骄惰之气。 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骄惯则难改,不可不慎。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戒骄字,以不轻易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 傲为凶德,惰为衰气。 二者皆败家之道。 戒惰莫如早起。 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 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 乃有进步也。 古来言凶德至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 丹朱[1]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 历观前世卿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2],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 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 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 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谈人短,所谓骄也。 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 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 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 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记》) 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 而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 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 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注释】 [1]丹朱:传说中上古君主尧的长子。 因被封于丹渊(在今天河南淅川县的丹水流域),故称之为丹朱。 传为中国围棋的始祖,从小极受尧的宠爱。 但其个性刚烈、欠和顺和政治智慧,被尧视为“不肖之子”。 [2]枢机:关键、枢纽之处。 【简评】 这几段家训是对子侄训诫不要有“骄、惰”之气。 指出“骄、惰”之气的危害、产生原因和防止办法。 曾国藩指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 二者皆败家之道”,“历观前世卿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 防止的办法则是“戒惰莫如早起。 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 对于世家子弟来说,“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 更是要“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 这对于今日的“官二代”,对于夸耀“我爸是李刚”的干部子弟,对于吸毒、打人的明星子女,更有现实的警示作用。

七、自强自立

【原文】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 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 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 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困心横虑[1],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2]。 李申夫[3]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 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 谚云吃一暂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明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戡恭然自馁也 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观密微,二者阙一不可。 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 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 其志事不同,而其豁世光明之胸大略相同。 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致沅弟》) 【注释】 [1]困心横虑:心意困苦,忧虑满胸,表示费尽心力。 语出《孟子·告子下》:“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2]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就事业。 语出北宋哲学家张载《西铭》:“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3]李申夫(1819—1889)名榕,号六容。 四川剑州(今四川省剑阁县下寺乡河马沟)人。 咸丰壬子(1852)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转礼部主事。 咸丰己未(1859),曾国藩奏调其襄赞湘军营务。 因军功授浙江盐运使、湖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 同治己巳(1869),坐事罢归,主剑州兼山书院和江油(今四川省江油市)登龙书院、匡山书院讲席以终。 有《十三峰书屋全集》留传于世,《清史馆稿》有列传。 【简评】 曾国藩认为自强自立十分重要:“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 但各人“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 曾国藩的自立自强之道主要有两条:一是“一味忍耐,徐图自强”。 他引用两条民间谚语“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和“吃一暂长一智”。 并强调“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 事实也是如此:曾国藩组织湘军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开始是屡战屡。 九江大战时几乎全军覆没,连帅船都被石达开烧毁。 但他“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和“吃一暂长一智”,最后终于形成围剿太平军的江南,江北大营,取得最后胜利。 自己也成为“中兴名臣”。 第二条是“规模远大与综观密微”。 他认为古之成大事者,二者阙一不可。 前者是宏观,要胸怀远大,后者是微观,要踏实细密。

八、养生

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 二曰惩忿(即少恼怒为本); 三曰节欲; 四曰每夜临睡洗脚; 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 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勖[1]儿辈:一曰饭后千步; 一曰将睡洗脚; 一曰胸无恼怒; 一曰静坐有常时; 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力,子弟宜多习); 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 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2]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 体强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 体弱者,如贫人因节吝而自全。 节吝非独食色之性也,即读书用心,亦宜检约,不使太过。 既戒恼怒,又知节吝,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者矣。 此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他。 【注释】 [1]勖(xù):勉励。 [2]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自己尽到努力,至于能不能成功,还在于天意。 即“尽人事,听天命”。 【简评】 曾国藩的养生原则是“尽人事,听天命”,所谓“尽其在我,听其在天”。 既不听之任之,也不怨天尤人。 他说的“养生六法”,今天看来也是有科学根据的。